九月初，韓國女團BLACKPINK的成員Lisa在個人社交媒體平臺發(fā)布了一則限時動態(tài)，她將于本月28日至30日出演法國瘋馬秀（Crazy Horse）。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軒然大波。瘋馬秀是以女性半裸或全裸跳舞聞名的表演場所，雖然近些年來，瘋馬秀積極與各界女性合作，消解了部分色情表演的底色，甚至于瘋馬秀的品牌經理表示，邀請Lisa是為了吸引年輕女性客戶，瘋馬秀已經成為一個驕傲、自由的女性象征。
但是，這未能打消大眾的疑問——即便瘋馬秀今天正在書寫出新的意涵，但它真的已經完全從對女性的剝削轉向某種解放了嗎？在父權制的背景下，展現(xiàn)女性的性魅力是自由還是陷阱？如何判斷商業(yè)包裹之下的女性選擇是否出自個人意志？
爭議仍在繼續(xù)，但我們可以試著回看女性主義發(fā)展過程中曾面臨的分歧與阻礙，或許會受到啟發(fā)。上世紀80年代，性消極女權主義者與性積極女權主義者之間展開了大討論，性消極女權主義者反對色情制品、性虐待、性服務，乃至對最尋常的男女異性性行為都持有根本上的負面態(tài)度；性積極女權主義者則對性解放、性多元、色情制品、性的商業(yè)化持有更寬容的態(tài)度。
不過，性消極女權主義、反色情女權主義的思路并沒有成為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的共識；事實是與之相對立的性積極女權主義同樣完成了相當有效的思想動員，并且從更長遠的時間維度來看，是更成功地占據(jù)了更大的時代觀念版圖。
今天，我們將一起來回顧這段當代女權主義思潮內部最重要的辯論之一。
講述 | 陳迪
來源 | 看理想節(jié)目《觀念辭典：你身邊的政治學》
01.
性解放成了性變態(tài)
反色情女權主義陣營的代表人物，安德莉亞·德沃金以及凱瑟琳·麥金農，曾經在1980年代初，一度成功地在兩座美國城市通過了色情制品非法化的立法嘗試。雖然她們的法律最終在行政與司法力量的反對下失敗，但至少立法層面上的成功，已經能夠相當說明時代環(huán)境的變化。
經歷過1960年代的運動浪潮與1970年代的進一步發(fā)展，左翼進步主義深刻地改變了西方社會；但是，與之相對立的右翼保守主義，也已經從最初的進退失據(jù)中恢復過來，并悄然積蓄好了反撲的能量。
羅納德·里根在1980年美國總統(tǒng)大選中的壓倒性勝出，充分證明了新保守主義回潮的大勢所趨。當年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被視為叛亂分子，搖滾樂成了靡靡之音，性解放成了性變態(tài)。
保守主義思想陣營高舉傳統(tǒng)道德旗幟，重新大肆討伐一切異性婚姻以外的性實踐。他們認為社會中“不道德”的性導致了美國力量的下滑，同性戀文化導致了美國在與蘇聯(lián)的對抗中處于下風。如果美國要想在國際政治中占優(yōu)勢地位，就首先需要在國內政治里打贏對同性戀的戰(zhàn)爭。
《燃燒女子的肖像》
保守派的立法者們在反對色情制品、性教育、墮胎、避孕、同性戀等議題上全線開火。
一些明顯出于宗教道德動機的法案在聯(lián)邦層次得到通過，譬如1981年里根政府的《青少年家庭生命法》（Adolescent Family Life Act）：法案反對青少年性行為；但如果青少年還是有性行為，則不鼓勵他們使用避孕手段；而如果懷孕了，就更是阻礙青少年獲得墮胎的機會。
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之下，反色情女權主義者能夠從保守主義的政治勢力中尋獲豐富的結盟機會，是大可想見的。而處在另一方面的性積極女權主義者，則更有理由認為自己正在逆大勢而行；她們如今需要努力守護的，是女性性解放來之不易的歷史成果。
1982年4月，一批性積極女權主義者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籌備召開了一次性研究學術會議，人稱“巴納德性會議”（Barnard Conference on Sexuality）。
這次會議的目標，主要還是為了討論女權主義者在保守主義回潮新形勢下的思想立場；但不可否認同時也存在著明顯的批評反色情女權主義的用意，畢竟組織者很明確地提到會議目的是要“去到比關于暴力與色情的辯論更高的位置，聚焦區(qū)別于生育的性本身”，并且會議也沒有邀請任何來自反色情女權主義陣營的代表人物出席。
召開日之前，這個會議的消息被反色情女權組織的成員得知了。她們很快就組織了行動，打電話、寄抗議信給校方、學院、組織者，然后在會議當天聚集在會場外抗議，派發(fā)己方立場的材料與傳單。這次會議也因此被后人視為女權主義思想陣營內部關于性問題的論戰(zhàn)（the feminist sex war）全面爆發(fā)的標志性事件。
02.
“用新的魔法打敗舊的魔法是沒有意義的”
在巴納德會議的參與者當中，一名主要的發(fā)言者、同時也是會議組織者之一，是文化人類學者蓋爾·魯賓（Gayle Rubin）。除了女權主義，魯賓的研究領域多有涉及性虐待、同性戀、商業(yè)性行為、色情文化等性的亞文化領域；所以除了女權主義者通常具備的女性視角以外，魯賓的思考更多時候還帶有性少數(shù)者、性偏離者的關切，這也因此在她和很多女權主義的作品之間造成了重要的區(qū)分度。
在巴納德會議中，魯賓作了那次會議上也許最著名的一個發(fā)言。兩年之后，這份發(fā)言被整理成一篇完整的長文章發(fā)表，標題是《思考性：性政治激進理論的記錄》（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后人在引用的時候，通常只寫主標題“Thinking Sex”，就是指這篇文章。
魯賓的這篇文章成為了女權主義性論戰(zhàn)中最重要的文獻之一，也被很多人認為是同性戀研究以及酷兒理論史上的關鍵性作品。
《思考性》并不是專門針對反色情女權主義的批駁，文章花了很長的篇幅回顧西方歷史上對性的貶抑，以及當代的社會與政治，對少數(shù)的性、主流以外的性的制度性壓迫。
魯賓分析，在關于性的問題上，人類社會普遍采用一種等級序列形式的系統(tǒng)，來衡量、排列不同的性行為的價值，魯賓稱之為“性的價值等級體系”（the hierarchical system of sexual value）。
《打開心世界》
人類并不是在處理所有日常生活的問題上都會如此。一個人喜歡吃甜還是吃咸、一個人喜歡足球還是籃球，甜咸之間、足球籃球之間并不會存在高低之分，更不會導致偏好不同的人陷入有利或不利的道德處境。
但是，在有關性的問題上，人類卻頑固、偏執(zhí)地為不同的性實踐強加了道德與價值的排序：有的性就是更高級，有的性就是更低賤。并且人類絕不僅只關注自己的性，人類還關注其他人的性，人類關注所有人的性。
人類對其他人在看不見的地方、在私密的環(huán)境中所采取的性動作保持了瘋狂的好奇。他們不僅會指手劃腳、不僅會道德評判，甚至在可以的時候，還會不厭其煩地訂立法律條款，懲罰那些所謂“偏離規(guī)范”的性（sexual deviation）——哪怕這些動作的當事人之間分明就相互同意、也沒有人受到傷害。
“性的價值等級體系”是歷史的結果。以傳統(tǒng)的父權制社會而言，居于價值金字塔頂端的性，是單偶制的、婚姻以內的、異性戀的、同輩之間的、以生育為目的的，而非娛樂的、不避孕的、在私人場所展開的、不使用工具輔助或助興的、只發(fā)生男女生殖器官交媾的性。
這里所涉及的一系列指標，當全部被滿足的時候，這樣的性就會被評價為好的、正常的、自然的，當事人能夠獲得社會制度與文化環(huán)境的支持。
然而，當這些指標一個接一個沒有被滿足的時候，這樣的性以及它的當事人，就會在道德排序的階梯上一步接一步地向下滑落，從不體面的、到有傷風化、到不正常、到性變態(tài)、直至犯罪。這些指標發(fā)揮作用的方式，并不是全部加在一起算總分，而是很多時候帶有“一票否決”的效果，一處不合主流，就要承受指責乃至付出代價。
直到1970年代，在美國的有些州份，哪怕是婚內的、夫妻之間的、私底下的性行為，如果當中涉及到口交或者肛交，當事人屬于犯罪，理論上刑期甚至可以高達20年之久。
這當然是一個非常離譜的例子，但看看我們周遭熟悉的道德環(huán)境，人們?yōu)榱艘惶幥Х桨儆嫶蚵牷貋淼?、屬于毫不相干的他人的“不符?guī)范”的性細節(jié)，而對其大搞道德批判、試圖讓其“社會性死亡”，這樣的日常輿論難道還少見嗎？
《打開心世界》
魯賓對于色情制品、性虐待、性服務的寬容，首先即是來自對“性的價值等級體系”的反對。在魯賓看來，性消極女權主義者、反色情女權主義者對很多具體性實踐的批判，其方式、方法、以及權力目的，與歷史上的父權文化別無二致，是“再造了保守主義式的性道德”。
性消極女權主義者同樣創(chuàng)造出了她們的性價值等級體系；只不過在這個體系里，占據(jù)金字塔頂端的“至善的性”，由“男女之間的異性之性”變成了“女女之間的同性之性”而已——畢竟根據(jù)德沃金式的對異性性行為的警告，唯有女同性戀之間才有機會擺脫男性性權力的陰影。
性消極女權主義者缺少了性解放運動中的寬容與多元視角，她們從女性立場出發(fā)開發(fā)出了新的性道德，卻依然在用新的標準，重復著舊式的、為不同的性行為排列出高低優(yōu)劣的沙文主義操作。
性偏離者，是因為父權而被迫害，還是因為女權而被壓制，對她們來說沒有任何區(qū)別。哪怕女權主義者有朝一日真的能掌有權力，可是如果她們的愿望不過是用一個新的等級體系取代舊的等級體系，那么人類的處境也不過是從一種壓迫進入到另一種壓迫而已。這就不是解放，這里沒有解放。
“用新的魔法打敗舊的魔法是沒有意義的”，這是魯賓的論述推進到這個環(huán)節(jié)為止的主題?？墒?，德沃金式的對性的批判，其最關鍵的核心還是在于：處在歷史上下文之中的人類的性，已經不可避免地沾染了男性權力的意涵，價值中立的、純粹的異性之性已經不可能存在了。
03.
通往解放還是奴役？
在同樣的意義上，色情制品、性虐待、性服務同樣自帶偏見，女權主義者當然不可能不戴有色眼鏡地看待它們。因此哪怕反抗者借用了與壓迫者相似的武器，矯枉的努力也不能被簡單等同于“試圖成為新的壓迫者”。
那么在這個層面上，魯賓又該如何繼續(xù)完成她對性消極女權主義者的批評呢？應該說，魯賓對于包括女人在內的人類、其實現(xiàn)自身主體性的能力與愿望，會抱有更強的信心與更樂觀的評估——
也就是說，魯賓眼中的女人不至于會像在德沃金的描述中那樣沒有辦法，魯賓還是相信性解放的女人能夠通過對異性性行為、性虐待、色情、乃至性服務的自主選擇而實現(xiàn)身體自決與主權的，即便這些確實都有可能是不公平的舞臺。
女人不是小貓小狗，人類社會千百年來都習慣低估、貶低女人，而今天的女權主義者是最不應該重復這種針對女人的傲慢與偏見的。
魯賓非常反感道德社會在性問題上的家長主義作風。她在《思考性》之中援引了一個現(xiàn)實案例：有一名男子，因為他在性虐待活動之中的鞭打動作，而被作出了嚴重襲擊的定罪；但是這起案子其實沒有任何受害者控告他，而是檢方純粹根據(jù)攝錄下來的影片對其發(fā)起指控。
男子的上訴意見表示，這些性虐待動作，都是所有成年當事人共同同意的結果，這中間也沒有任何人受到傷害。但是法庭駁回了他的上訴并表示：在襲擊與毆打之中，是沒有同意可言的；除非這種物理損傷是發(fā)生在“正?！钡膱鼍爸校热玳蠙烨?、拳擊、或者摔跤。
法庭繼續(xù)表示：同意是只能由擁有法律責任能力的成年人才能給出的；但是“眾所周知”——法庭尤其強調了“眾所周知”（it is a matter of common knowledge）——“一個具有完整精神健全的正常人，是不可能自主同意接受這種針對其自身身體的傷害的”。
《時時刻刻》
言下之意就是說，當你接受在性虐待之中被鞭打的時候，你就已經成為了法官眼中的精神失常的“不正常人”，你就已經失去了完整的法律責任能力，你就已經沒有資格代表自己作出同意了。
如果這都不算家長主義，那什么才能算家長主義？法庭將性虐待的鞭打與橄欖球拳擊作比較的邏輯很難站住腳，同樣也是眾所周知，橄欖球拳擊對人體健康造成的巨大危險與長期損害，是性虐待的皮鞭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相提并論的。
但是，當成年人自主地選擇參與橄欖球拳擊的時候，沒有人會說他們精神失常、神志不清、竟然會想去參加這么高風險的活動；而當成年人自己想要享受被鞭子抽一抽的時候，他突然間就精神不正常了。
說到底，還是爸爸媽媽為你好，還是爸爸媽媽才有資格告訴你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還是社會這個“大家長”在獨裁它的公民可以喜歡什么、又不可以喜歡什么。
與之相類似的正是，女權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難道真的就有資格為女人斷言，她們所自主選擇的異性性行為、性虐待、色情制作、性服務，這當中真的就完全不具有任何身體自決、自由意志的可能，而只能是被誘導而無意識、被壓迫而不自知嗎？
就算這些選擇或多或少可能確實會導向權力不平等的結構性后果，可是通過意識形態(tài)的主張強行為無數(shù)女人的自主選擇強加道德評價，施加壓力以期待她們?yōu)榱撕甏蟮氖聵I(yè)而放棄個人的意愿，這到底是通往解放還是奴役的道路？
讓女人因為有悖女德而為自己的性愉悅感到羞恥，對比讓女人因為有悖女權而為自己的性選擇感到羞愧，真的存在哪樣更高級、哪樣更正義的區(qū)別嗎？
《燃燒女子的肖像》
在《思考性》里，魯賓針對反色情女權主義者的一個章節(jié)，章節(jié)名叫“The Limits of Feminism”，“女權主義的局限”：女權主義者要知道自己的局限。
在文章結束之前，魯賓有一個呼吁，她希望女權主義者不要把性別問題和性問題混淆。女權主義的優(yōu)勢在于處理性別問題，并且是“gender”、也就是社會性別的問題。但是在去到“sexuality”、關于性本身的問題上的時候，女權主義只是諸多視角的其中一種，它并不在性問題上具有超出其他視角的天然權威。
并且，將女權主義分析社會結構性問題的習慣作戰(zhàn)方式，沿用至更加精致、細微的人類性問題上，女權主義視角所具有的優(yōu)勢和它自帶的缺點可能一樣多。不同愿望、立場、出發(fā)點的意識形態(tài)都有陷入沙文主義的機會和風險，女權主義也一樣，女權主義者沒有理由不警惕這一點。
04.
運動的尾聲，歷史的選擇
以蓋爾·魯賓為代表的1980年代性積極女權主義者，與以安德莉亞·德沃金為代表的性消極女權主義者、反色情女權主義者，她們之間的論戰(zhàn)決出是非勝負了嗎？我個人認為是沒有的，她們雙方的論點都各自展現(xiàn)了女權主義思潮的一部分重要關切，但是也都不能完整完滿地回應對方提出的質問。
蓋爾·魯賓式的邏輯沒有挑戰(zhàn)德沃金對于“男女之性自帶權力不對等”的剖析，德沃金式的主張也確實無法擺脫有無低估女性主體性、重復保守主義道德專制的嫌疑。
論戰(zhàn)的懸而未決應該是可以預見的，畢竟這當中的雙方思路，其實很明顯帶有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對陣左翼進步主義的典型風格模式，而這注定會是無法彼此說服的漫長角力。
只不過，如果真要在女權主義陣營中也做左右翼的劃分，可能會顯得有點奇怪。尤其是考慮到這兩者之間的“左翼”、也就是反色情女權主義，竟然會在現(xiàn)實政治中和更大的右翼、也就是和保守主義結盟，那就更加奇怪了。這會呈現(xiàn)出一個無法被連貫理解的價值光譜，就失去了作為有效模型的意義。
《燃燒女子的肖像》
但是現(xiàn)實的歷史又作出了怎樣的選擇？應該說，兩相比較，性積極女權主義者最終是贏得了更大的社會觀念空間。女權主義者的性問題論戰(zhàn)與分裂，標志著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走向尾聲。
而在1990年代的第三波女權主義時代中，不少女權主義者對于女性氣質的態(tài)度，已經由第二波女權主義時候所普遍認為的“正是女性氣質的要求導致了女人主體性的失落”，轉變成了第三波時候的“女人大膽地展現(xiàn)女性氣質也是自我表達的一種，而但凡自我表達都是對自身主體性的實現(xiàn)”。
作為結果的就是，你在1990年代遇到的女權主義者，會有更大概率比1960年代的女權主義者“更女人”，更容易接受女性氣質，也更有機會正面地、積極地看待性、色情文化、以及各種小眾偏離的性樂趣。這到底是進步還是回歸？都不一定，但的確是歷史的選擇。